【回忆录】文人难得身后名——忆念赵澧先生

（本文作者系杨慧林，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

多年以前曾于《道藏精华录》读得佳句：“俗人以酒色杀身，商人以货财杀子孙，文人以学术杀天下后世。”关于俗人、商人和文人的断言，无疑都出自文人，然而俗人之“杀身”、商人之“杀子孙”的意义都很明确，唯独文人自己的“杀天下后世”颇费琢磨。学术何以会将后世斩尽杀绝呢?这是在彰显文人的力量?是在揭示“话语霸权”的事实?还是仅仅在在控诉某些“学术”的害人?

读书之乐常在心有所动，而未必要得确解。但是不知为什么，对文人、学术接触得越多，就越是想到未有确解的文人之“杀”。这样的问题总是难以讨论。其原因不仅在于可能遇到的歧义，更在于无法回避文人与学术之中的文野之分。当今学术界老一代大师尚在，新一代大师辈出，强分君子、小人之学是不合时宜的。不过既能对此淡然，又能对此坦然的学者，其实并不太多。

以求师问道而论，我一向相信自己的运气，总有令我敬重者可以追随。而在诸师之中赵澧先生年长，且已先归道山，谈论文人之“杀”的敏感话题当较少顾忌。

我是赵澧先生的最后一个弟子。随先生读书时，先生已值暮年，且在经受帕金森氏综合症的折磨。初识者也许很难想象：这就是在西南联大时期与冯至先生以新诗唱和的位热情的智者，这就是用流畅的译笔为我们介绍莎士比亚、叶芝、尤金 · 奥尼尔、田纳西 · 威廉斯或者考德威尔的赵仲沅先生。但是先生的目光依然敏锐，思想依然活跃。当年他曾以一本1942年的新剑桥版《莎士比亚全集》相赠，扉页上留有先生自己印的藏书票：枯藤、老树、断崖、残月，而那前景却是一匹骏马，马背上的少女长发低垂，若有所思。从这部书中我不仅读到了“良本”的莎士比亚，似乎也读到了更完整的赵澧先生。如今的文人、学者一旦沾着一个“诗”字，便每每以夸张和略带表演性的矫情相标榜 ，而赵澧先生则使我第一次想到：一颗永远不会衰老的诗魂，其实最终可以将热情修练成一种恬淡的智慧。

随赵澧先生读书，体悟多于直接的感受。因此既使我能贴近灵界中的先生，他也未必就“文人”给我一个直接的答案。文人之 “杀”当中的真正的问题，对赵澧先生而言或许是根本不存在的。他的沉静和宽容又使他不可能去追究作为“类”的文人的品格。我常想效法先生，对此却自知未曾得着一二。因为这不是学问，而是境界；它需要慧根，还需要时间。但是我非常清楚地知道：赵澧先生的无言，从来都包含着他的回答，尽管他平和、少语，在世人最易留心的诸多问题上，却总有不肯苟同之处。这历来为我的师友们所珍视。而先生勤于修身、慎于立言，要想寻得真传，只能去细细品味他的整个生命。当下的学界，未知天命便已“著作等身”者不在少数。与之相比，赵澧先生说得很少，写得也不多，不过时间越久我越会怀疑：使人受益更多的究竟是哪一种学者呢？

赵澧先生治学，如其做人一样平实。以文人之“杀”一类的问题求证于他，或许也是不合适的。他宽容了一辈子，怎么会与我们计较？我们是谁，怎么有资格搅扰灵界的安宁？几年前他在病榻上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只是“快回去休息”。我把它看作一种象征，并以此提醒自己善待所有的人。

文人惜名。而身前之名易有，身后之名难得。成就身后之名的人格和学术，才能在后世免去“杀天下”的恶名。是为文人之“杀”的一解。

许多学者都曾疑心古罗马哲人塞内加的为人，但他确实留下了一句相当坦率的话：“自从有了学者，好人就没有了，……我们学会了论辩，却学不会活着。”文人之辨对于西方人，看来也同样是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