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录】东西方文化背景下的学者与诗人——怀念茅于美教授

（本文作者系杨恒达，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199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茅于美教授是我的硕士指导老师之一。在我三年的0骗研究生学习期间，茅老师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茅老师是我国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先生之女，从小受到很好的家教和文化熏陶，从美国学成归来后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讲授西方文学。我从进校之日起，就在茅老师的精心教导之下，培养起对东西方文化比较、东西方诗歌研究、诗歌翻译等方面的兴趣。

茅老师即使是在私下接触的时候也很少和我们谈起他父亲的事情或其他家庭琐事，却以她独特的方式使我们倍感亲切。她是以一个爱好诗歌的学者和诗人身份使我们感到和她之间没有距离的。她有很好的国学底子，又在国外接受了西方文学的教育，不仅对西方诗歌，尤其是英美诗歌有很深入的研究，而且对中国古代诗歌的解读非常有独特见解。这种见解的难能可贵之处就在于从东西方文化背景下来谈论诗歌。我至今记忆犹新的有以下两件事情。

一件是她在给我们上课时,把英国华兹华斯等“湖畔派”诗人比作英国的陶渊明、谢灵运，非常生动贴切，一下子就点出了人类精神财富中的共同之处，同时也指出了他们各自的特点，使我们顿时领悟了华兹华斯对英国诗歌改革的贡献，也悟出了关于诗人和诗歌的许多道理。尤其是，茅老师发人深省地指出，为什么在中国，像陶渊明、谢灵运这样的山水派诗人受到人们的敬爱和推崇，而同样歌颂山水自然的华兹华斯等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却要被说成是消极浪漫主义者甚至反动浪漫主义者呢？当时我国学术界仍然受到前苏联学术研究政治化倾向的影响，不能对在英国诗歌发展中取得很高成就的华兹华斯做出公允的评价，而是采取了照搬前苏联学术结论的方式。茅老师通过对比而提出的问题，不仅启发了我对这一学术问题本身的思考，而且培养了我们在深入做学问、探讨问题的基础上充分进行理性思考的能力，也就是所，任何学问，其科学性在于不是就事论事，不是人云亦云，而是在于通过更加高屋建瓴的比较分析，合理地提出问题，科学地探讨问题的方法。茅老师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对我后來的治学方法有不可估量的影响。

还有一件事情是她在诗歌翻译上的独特见解。茅老师不仅自己做诗、翻译诗，而且非常重视东西方语言转换中的文化因素。我学的专业是外国文学，由于外文原著和文字比较西化的翻译作品、著作读多了，我在做作业、写文章、做翻译练习的吋候难免文字上也跟着西化起来，使用很长的句子，名词前带“的”的定语很多，茅老师认为各种文化、各种语言都有自己独特的优美之处，无论我们写文章、做翻译，都要充分发掘这种优美，你写中文，就要保持中文的传统之美，你要把外文翻译成中文，就要有充分的文化底蕴和语言转换能力，把一种语言的美转换成另一种语言的美。在茅老师的再三告诫下，我深深意识到使用我那种不中不洋的表达法，无论对于写作还是翻译来说都是败笔，读起来缺乏美感。到了今天，当我看到刊物上、看到我自己的学生出现和我当时类似的问题时，我就总是十分感谢茅老师当初对我的教导之恩，也想到自己有义务像茅老师那样让更多的人认识到保持中文的传统之美对于写作、对于翻译的重要意义。

茅老师的这种独特见解得益于她自己的诗歌创作，她写的是诗总是那样语言质朴、清新自然，很有华兹华斯和中国田园山水诗人的风格。而她的这种创作风格又使她保持了中文传统行云流水般的美和韵味。我们从她翻译的英国诗人罗伯特·赫里克致女友朱丽叶的一首脍炙人口的诗歌中既可以看出她的语言风格：“朱丽叶在行走/穿着丝绸的衣衫。/丝绸衣衫晃动着，罗衣液化为清泉。//我在度凝神细看，/那举止潇洒舒展，/啊，一刹那的光芒耀眼/禁不住叫我神移目眩！”